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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勿让改革再止步于意识形态之争
发表时间:2015-05-27 19:31   来源:未知
责任编辑:新闻中心

 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社会难以回避的话题,近期重新泛起的“阶级斗争论”又将这一问题拉回到公众关注点。

  2014年9月《求是》杂志旗下的《红旗文稿》刊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文章称,“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

  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的文章不太可能是一不小心按错了鼠标,而应是精心思考、有的放矢。2014年7月,王伟光就在社科院内部会议上说,“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大方向,离开为人民做学问,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撰稿人’,无论怎样标榜,充其量也都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除了“主流”媒体照章转载外,王伟光的阶级斗争论并无人喝彩,还遭到网络舆论一面倒的谴责、揶揄和嘲笑。网民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王院长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没有任何知名学者、官员表态支持。不仅如此,很多刊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网页都已被屏蔽。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更以“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题作鲜明反击。《北京日报》刊出署名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述的评论《铭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暗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就连以“左派言论”著称的《环球时报》,也只是在社论中“捣浆糊”说,“学界重提阶级斗争,大概不是政治信号,而是创造更全面科学方法论的需要”。

  在改革成为时代潮流、薄熙来重庆“唱红打黑”的民粹路线破产、四中全会重申依法治国的今天,“阶级斗争论”赫然重出江湖,着实把国人吓得不轻,也有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了穿越感,时空穿越感。

  问题是,为何官居部级高位的王伟光甘冒“名裂”的风险,写出如此缺乏时代感的文章呢?

  意识形态始终是改革阻力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中,其实意识形态的障碍始终如影随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大革命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事实上,改革开放正是以一场清算文革的思想交锋拉开序幕。1978年胡耀邦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矛头直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文革思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彻底厘清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误区,中央于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虽是民心所向,但意识形态障碍依然很大。例如,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万里推进农村改革时遭遇上层阻力,他怒斥农业部副部长说:“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头,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中国最早的个体户“傻子瓜子”年广久,曾三次入狱,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如果不是他幸运地在1980年、1984年、1992年三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恐怕要监狱度余生了。原因很简单,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工超过八人,就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年广九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很快就超过了十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边缘革命”,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在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9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体制顶层设计的思想交锋。1990年7月5日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最先发言的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许毅提出:“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吴敬琏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打断。有人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薛暮桥。由此,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当时的含义是他“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突破这样的意识形态阻力并不容易,典型的是皇甫平系列文章引发的巨大争议。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连发四篇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引发激烈争论。皇甫平文章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这些观点引发了激烈的反击:“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意识形态争论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从逻辑上是讨论不清楚的,必须靠政治家的权威声音来破局。面对当时意识形态阻力给改革带来的迷茫,邓小平南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斯言一出,意识形态的聒噪嘎然而止。随即,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谨防意识形态再次成为利益集团的盾牌

  而到了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不断积聚的社会矛盾张力之下,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者。

  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之下,要启动简政放权、混合多所有制、金融市场化、土地制度等为重点的全方位改革,显然将直接触动政府官员与国企的“奶酪”。由于过去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规模如此庞大,改革势必遭遇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在内的利益集团的激烈抵制。

  但面对改革的趋势,利益集团不大可能公然反对改革。在这样的格局下,意识形态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手中最好的牌。

  于是,有关宪政的讨论一度成为敏感词,而“阶级斗争论”也重出江湖。其实在改革开放大局已定、阶级斗争已无人认同的情况下,一些人士之所以抛出雷人的观点,并非他们真的对重回文革抱有幻想,其实只是为了给改革“添乱”,力图维护当前有利于既得利益的制度安排。

  他们选择以左的言论作为抵制改革的武器,也并非偶然:首先,左的言论通常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至少不会被扣上“自由化、西化、颠覆”的帽子。换言之,即使中央对其言论不满,也往往不便于直接反驳;其二,当前不少官员对改革抱着观望、不作为的心态,一旦出现意识形态的争论,无疑会加大“改革者”的政治风险,加剧不作为心态;其三,当前一些重大改革领域依然存在敏感的意识形态之争,例如混合所有制如何推进、政企如何分开、如何依法治国等等。意识形态的争论,显然会让这些改革变得更加复杂,甚至会因为争论而延宕。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就敏锐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判断。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已将近一年时间,改革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顺利,主要原因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和特殊利益。而随着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参与,改革局面局面无疑会变得更为复杂。对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利益集团的盾牌,必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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