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有关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想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

　　第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应当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对比或推演，按照我的理解，其本质应当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执政党，在面对和承担如何把中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过程中，如何看待、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简单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今天如何看待儒学文化、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能拘泥在这八个字的字面上去理解，也不应该一般地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理论结合点，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学术对话，更不需要纠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儒学经典文本的具体比较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拨云见体”，拨开种种枝节，直指根本，要直接指向当代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带有历史的特点，有没有历史局限性?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党之间，在普遍与特殊之间，中国的主体地位不能突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题，更能突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之一义，而不是全部。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是不能移位的。立足点和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党的路线要转型，理论路线也要转型，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说过，是用马克思主义为“矢”，去射中国这个“的”，“的”就是目标。因此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具有目标的意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的任务和使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历了重大变化和根本转向，这就是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九十年代，党更加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承担的当代责任，这就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新世纪以来，党的理论和路线进一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面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提法。今天作为执政党，党和政府至少面临着、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发展文化传承、保持民族统一、寻求社会和谐等重大而基本的任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儒家文化及其价值，必须在思想上真正从以社会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和谐为中心，明确认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

　　第三、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讲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应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主体，反对僵化主义、教条主义。正确对待儒学的问题属于文化的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同时不断开辟着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正确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指示了方向。

　　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的思想，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血脉，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我们要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当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处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础与指针。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大方向，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不断开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