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青：我的三个舅舅：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
大舅舅茅于轼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的舅舅多。因我在外婆家长大，和舅舅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会经常和同学们炫耀我的舅舅们。从小到大，舅舅们对我的影响始终存在。
我外婆有三儿一女，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他们兄妹四人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也很融洽。
解放初期，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仅有十几岁，大舅舅也刚二十出头。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全是热血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理想。我外婆则显得比较落后了。当时大力提倡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一边倒”。我外婆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不是说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呢”。别看外婆是家庭妇女，这话说得既幽默又到位。记得当时正就读清华大学的小舅舅茅于海为了帮助母亲赶上形势，送了母亲一本苏联作家高尔基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说《母亲》。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文革以后，他的高昂情绪一落千丈，我们常拿这句话来揶揄小舅舅。
时间过得飞快，我的舅舅们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转眼间已到了古来稀的年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这几个舅舅依旧心高气盛，个个活跃在第一线而且充满了创造力，不断出成就。每当我嘘唏人生苦短，光阴荏苒时，他们那种不懈追求和努力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令我顿生愧色。我也常拿他们的故事说给身边的朋友听，因此朋友就建议说，你干吗不写写你的舅舅们呢?
我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也就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弟弟，学的是工程，当时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强盛起来，认为唯有发展工业，创办企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做的实业救国梦。外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立志不经商不教书不作官而是创办实业。但很快，外祖父这些不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外祖父不得不放弃创办企业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铁路高级工程师。在铁路上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居无定所，随着新铁路线的铺设不断迁移。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我母亲和舅舅们也就跟着父母不断转学，一家人饱受战乱和迁移之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一家人自然十分兴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未来和新中国一样无限美好，这就是舅舅们当时的心态。尽管我外婆泼冷水说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朝代，但她的孩子们怎么肯相信?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严峻：一浪高过一浪的内部斗争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令人心惊胆战。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其实所谓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大门是开还是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我的舅舅们多年来沉闷和焦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观，他们认为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到了，尽管此时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年轻了，但却对未来充满信心，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科学事业中。
经济学家茅于轼
大舅舅茅于轼是我外祖母第一个孩子，是我母亲的大哥。大舅舅1929年出生，属龙。而我外祖父母均属虎，为了避免“龙虎斗”，所以给我大舅舅起个小名叫“虎儿”，既然是老虎的儿子，就不会龙虎斗了。大舅舅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可能是受我外祖父工业救国的影响，他们哥儿几个全学理工。令我佩服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虽然是学理工出身，但国学底子很好，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写一手好字，文通理顺，这都得益于中小学打下的古文基础。大舅舅在学校里对文艺体育也很热衷，各项运动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长跑和体操，在上海交大上二年级时他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我从小不爱运动，记得大舅舅经常对我说不运动是不行的，对各方面的成长都不利。除了长跑他还喜欢单双杠，他在大学交女朋友的时候，首先要给女朋友表演一下他的双杠技巧。大舅舅也非常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大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弟茅为星，六七岁时曾被他爸爸逼着学拉小提琴。我表弟对提琴兴趣不大，在他爸的强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学着拉。大舅舅还精通古文，酷爱唐诗，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也逼着儿子背唐诗，我外婆外公有时心疼孙子就会出面阻止他，但他说打好古文基础，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
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给知识分子铺设了一小段宽松环境的话，反右斗争的开始，知识分子领略到了第一波寒流的严酷。1957年时大舅舅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可以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市场及价格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反右运动的风浪很快劈头盖脸而来，他成了一条被引出蛇洞的“蛇”。划成右派后原来在铁道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他，被送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大舅舅饿的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这使他进一步对经济问题产生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大饥荒?人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为此我曾经同他有过讨论，我同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尔提森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是大饥荒的制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观点，他说，就在大饥荒发生的前一年中国粮食出口从1958年的299万吨上升至1959年的415万吨，增加了44%，足够两千万人吃一年的。而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但我想这一看法某种程度上与亚马尔提森的观点也不矛盾。因为之所以没有粮食市场同没有民主自由机制不无关系，才导致出现这种不合理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怪诞现象。
以后的文革，我们一家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这是我外婆的一个口头禅。十年的文革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十年时间并不很长，但在那个年月却给人以漫长无期的感觉。同其他家庭相比，我外祖父一家总算没出什么人命，但却受了不少侮辱。文革一开始，我外祖父一家被抄家，外婆和大舅妈都被剃了光头，还被逼着扫大街。六十多岁的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肃劳动改造，大舅舅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被发配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
1984年，早就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的大舅舅从铁道科学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这一年他已经55岁。但年龄并没有妨碍他跨入新的研究领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学科迈进的决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国访问进修对他们这一代大半辈子被关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大舅舅从此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发不可收。
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曾在死亡边缘挣扎并被莫虚有罪名几番折磨的大舅舅，成为经济学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他很早就关注价格问题。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大舅舅就持支持态度，而我们包括大舅妈在内都极力反对。大舅舅却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从价格改革入手。纵观他这些年的经济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价格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大舅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出择优分配原理。他认为，当代的经济学家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关系。他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证明了通过市场和使资源配置合理，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社会财富。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的致富之路，这个观点通过他的有力说明征服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
他对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的道德问题。这实际上是建立市场经济思想的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它还包括很多传统的观念。一个真正的市场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换。大舅舅从这一点出发，揭示出社会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比如，尚在盛行的特权思想，藐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竞争规则的不平等，有合理规则也不遵守的不道德行为。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妨碍人民致富的。
主张不平等关系的思想有时还不那么容易被识别。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这个盛行了多年的提法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关系和逻辑矛盾，直到经过大舅舅一分析才变得清楚起来。
除了理论研究以外，大舅舅还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各项活动。近两年他对中国政治改革，农民的脱贫等问题都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实事。1993年已从社科院退休的他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今天的天则所在国内外已经小有名气。他还帮助农村搞小额贷款，并于2002年创办了旨在帮助农民脱贫的保姆学校，是年他已73岁。
我每年回国探亲必去看望大舅舅。给我的感觉是他一年比一年忙。今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他家看望他，前一天他刚刚主持了整整12个小时的会。因天则所接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政府体制改革。这是由天则所用招标的方式接的项目。其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大舅舅认为发挥民间的作用，积极推动政府改革是他们的职责。星期六的会议是评标会，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不能分心。12小时的会议开下来肯定很疲倦，不过他休息一晚上已完全恢复了体力，星期一又乘飞机飞台北参加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了。
除了天则所、保姆学校和农村小额贷款几件事占据他不少时间外，他还有很多社会活动，经常去大学或机关做报告，接受媒体采访。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写文章。他有时也感到工作量太大，无奈减不下来。大舅舅工作效率极高，分秒必争。他安排和组织时间的能力也很强，他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时间表，每天严格按照时间表安排做事。平常还不忘运动，经常打太极拳，傍晚就同我舅妈去散步。
大舅舅说他从55岁正式改行搞经济，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从没想到要退休。直到现在他也只是想减轻工作量，并不想解甲归田，过养花种草的养老日子。因为此前他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是追回失去时间的时候。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成功了，子孙万代会蒙受恩泽。但大舅舅也告诫人们，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的时候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走持续发展的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用合法手段占据更多资源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那么再加两个地球也是不够的。
盲人计算机发明者茅于杭
说起二舅舅茅于杭，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我母亲怀我时曾想做人工流产，这时二舅舅就出面干涉了。他说现在党号召我们多生多育，每个女同志都要做光荣妈妈，你怎么能流产?在我二舅舅的“开导”下，我的一条小命留下了。
二舅舅是我外婆的二儿子。老大是男孩，老二又是男孩，二舅舅自然不十分受他母亲的宠惯。再加上他下面有一个妹妹——家中唯一的女孩，后面又一个弟弟。二舅舅夹在中间，成了家中比较受忽视的孩子。但二舅舅最孝顺，对父母非常敬重又耐心。我记得外婆晚年时，眼睛因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耳聋也很厉害，二舅舅每次来看望她都很耐心听她讲话并大声地回答她的问题。二舅舅性格非常随和也特别乐观。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他都能找到积极和光明的一面。这种性格比较像他父亲即我外公。记得外公当年被下放到甘肃黄羊滩时，他的工作是烧锅炉，一边烧锅炉一边学唱革命歌曲，因为他喜欢音乐，从一些曲调较优美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一种享受。再说那个年代也不允许唱非革命歌曲，聊胜于无。在文化荒芜的年代中，优美的曲调能给人带来一丝精神安慰。
外公回北京后还学拉手风琴，我跟着他一起学，当时我们祖孙俩学得非常认真，还拜师求教，最后居然能拉出几支曲子。在那个年代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如果说大舅舅对子女和下一辈要求比较严格，那么二舅舅从来都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和表弟妹们非常喜欢他来家里，他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好玩的话跟我们说。二舅舅也喜爱音乐，虽然不精，但什么乐器都会玩两下，且活到老学到老。今年秋天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学拉小提琴。在音乐学院工作的表舅送了他一把小提琴，73岁的二舅舅便学了起来，而68岁的二舅妈在学弹钢琴。今年十月我回国探亲，去清华大学蓝旗营教授楼看望他们，二老正在练习各自的乐器，一副认真严肃的模样，我着实为他们的“找乐”精神所感动。
二舅舅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期间他是兄妹中唯一没有到农村下放的大学教师。当时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倡所谓开门办学，二舅舅带领几名老工人先后进了几家小工厂，一边教学一边给工厂搞技术革新。老工人们文化程度低，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年龄又不轻了，硬要他们上大学，对学的一方和教的一方都是件苦差事。但二舅舅特别耐心，从分数小数和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因此这些工人都对他很满意。他教的工农兵学员直到现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二舅舅是学电力专业的，改革开放以后他大胆改行，搞起了计算机专业。八十年代初，二舅舅看准了中文计算机这一行，先从汉字编码入手，设计了拼音联想码，以后又开发了汉语语音合成系统，让计算机说出中国话，这些在国内都是最领先的。可以说最早实现汉字编码系统、最早实现汉字语音合成的都是他领导的实验室完成的。
但二舅舅不是生意人，不会也没有兴趣开发市场，因此他设计的一些东西或是没有形成市场或者成为启发他人开辟市场的源头。但二舅舅从来不抱怨，他对金钱看的很淡。从他以后为盲人做了大量工作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他发现他开发的上述两样技术能帮助盲人解决写汉字、读汉字难的问题，于是他主动同北京盲校联系，向老师们介绍如何用计算机来教盲童学汉字，同时给他们提供软件和计算机设备。在人人致力于个人致富的今天，像他这样不计报酬为残疾人服务的人真是少而又少。二舅舅在这一领域一干就是十几年，他的影响逐渐在全国蔓延开，现在全国有近二十所盲校用了他们开发的软件。对盲人来说，能够使用计算机，生活将起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可以用汉字与正常人进行书面交流，而以前他们仅限于用盲文与盲人交流。很多盲人在学会使用计算机后开始记日记，还学会给家人写信。盲人学会计算机后还能上网浏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很多盲人听说二舅舅开发了盲用电脑后都急切来打听，或打电话，或到家中询问。二舅舅家的电话从来不间断。盲人白天晚上的概念不强，有时二舅舅一家入睡后，电话铃声会在黑夜中骤然响起。二舅舅因而交了很多盲人朋友。近年来二舅舅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开发了盲文点字显示器，比进口的盲文显示器要便宜四倍。这项产品已引起香港台湾和国外商家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前来询问或订购，他们已经有些应接不暇了。大陆商人一般总觉得，盲人是社会边缘化人员，在他们身上赚不到钱，因此很少有大陆商人对此有兴趣。海外则不然，一方面，海外慈善机构比较发达，另一方面，一些欧美国家残疾人福利很高。政府出钱为残疾人做许多事情。1999年，二舅舅来法国开会期间，我曾陪他去参观法国一所盲人学校，他为法国盲人的福利之高，政府及社会对残疾人的帮助之多深有感触。二舅舅常说，中国人认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健全人还没有得到该得的东西呢，怎么能顾得上残疾人?这种观念非常错误，残疾人其实更需要社会帮助。二舅舅说中国盲人有八千多万，全盲的有三百多万，其中有条件上学读书的仅有几万人，能够上大学的更少得可怜。其实盲人很聪明，如果明眼人帮助和关心他们，他们会回报社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中国盲人的处境仍十分艰难。盲人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进步水平。什么时候盲人的地位提高了，说明中国现代化才真正实现了。
二舅舅今年已经73岁，他说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他就会继续做事情。他虽然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但仍天天上班。他说退休的好处是不再用开会了，也免去总结汇报等等被迫而为的事情。学校虽然不支持他们的工作但也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他现在的科研小组有十个人，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运转。
科学家茅于海
1984 年，小舅舅茅于海发明的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一等奖，当时这是我们全家一件大喜事。小舅舅取得发明奖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聪明过人，是兄弟姐妹中最聪颖的一个。小舅舅比我母亲小两岁，两人都是最受我外婆宠爱的，他们的关系也最为亲密。听我母亲回忆说，抗战时期，他们住在广西柳州。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当警报响起，我外婆就拉着她和小舅舅向防空洞跑，而大舅舅和二舅舅因为年龄稍大，就自己躲警报。因为母亲的宠爱，小舅舅性格也较任性。二舅舅回忆说，柳州小学有一个老师对学生惩罚特别严厉，当时我外公是机修厂的厂长，小舅舅应该算厂长的儿子，但当小舅舅不遵守纪律时，老师“秉公执法”照样惩罚小舅舅。但话虽这么说，老师还是手下留情，只是轻轻打一下手掌，不像对其他孩子那样重重打手板。可我小舅舅不依不饶，大声叫嚷，而且回家还向母亲哭诉。母亲怎容得人家惩罚爱子，于是立刻找到学校，同老师讲理。并批评学校动不动就体罚学生的做法。从那以后，学校再也不敢打骂学生了。小舅舅同我母亲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因此，我母亲的朋友自然也成了他的朋友。母亲从小到大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大都是女性。只要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小舅舅就从心里盘算开了，并对家里人说，长大了我要娶她。他的这句话成了日后兄妹和父母开他玩笑的把柄。
小舅舅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也留校了，他当时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当时,他黑天白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得了胃病.外婆实在看不过去,就给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这样让他不顾自己地工作。蒋南翔知道以后,马上安排他到小汤山去休养，当时在校内传为佳话。
但是文革开始后，校长被打倒，他自然受到牵连。1969年小舅舅夫妇双双被发送到了江西鲤鱼州农场下放。在农场每日要下水田做农活，他因此被感染了血吸虫病，至今没有完全治好。
使在最左的年代，在最左的清华，做实事时还得靠他这样的业务专家。当年南昌要建电视台，一打听，原来全国顶尖的电视专家正在本省的稻田里插秧，于是他就被直接从水田里拉了回来，被请去担任了江西省电视大会战的技术总指挥。那个年代，技术人员居然有机会干自己的本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拼命地干了一年，把江西电视台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
但是,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有很多海外关系,就再也不让他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审查。
小舅舅很不服气,心想我那么一心为公地工作,怎么会落得个特嫌分子?你越是不让我搞保密工作,我就越是要搞。可是不让他接触保密工作,怎么搞啊?他想,你们不让我接触保密工作,我去图书馆看书总可以吧?
于是他就每天跑图书馆、专利局,寻找各种公开的“保密资料”,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这本书。谁知道分校领导知道以后,又说他不安分守己工作,写书是为名为利,不但不准他出版,还开会批判他。
这本书一直被封存到80年代初才重见天日。
文革以后，荒废了10年业务的知识分子，忽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业务早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不知道多少年。这时候小舅舅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光了脚也要追上去。经过多少的不眠之夜，在他负责的雷达技术方面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他是发明奖的第一领奖人。他的那本被批判的书也得以出版,出版以后第二年，竟然被美国国防部全文翻译成了英语。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Lind教授,看到了这本书以后说：我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从书中的图表、公式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书。他写信给小舅舅说,我的同行也都非常赞赏这本书,能不能我出钱买20本?可是当时这本书才值1.65元人民币。当时中国的知识就是那么不值钱。小舅舅自己买了20本给他寄去，后来Lind 教授还邀请小舅舅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去讲学,可惜因为Lind教授突然病故,未能成行。
从1984年到1989年在日本、英国、法国和中国召开的国际雷达学术会议，他都被选为分会的主席。意大利的罗马大学还专门聘请他作为高级讲习班的教员,有12个国家的资深工程师和教授参加了听课。这时候小舅舅十分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和洋人平起平坐了!
1990年，小舅舅茅于海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接着他发明了通过普通电话线可以进行同时通数据和通话的方法，被国际电信联盟特邀参与制定了有关的国际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他被美国著名的ESS(亿世)公司聘为首席科学家。亿世公司生产了世界上个人电脑中一半以上的声卡芯片，它同时还是VCD 和DVD芯片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在亿世公司工作的几年中，小舅舅发明了交互式VCD,被称为VCD3.0，后来被中国电教中心制定为VCD-ROM标准,后来他又参与了中国电子部制定超级VCD 标准的工作，接着还主持开发了亿世公司关于数字多媒体广播电视机顶盒的全套技术，同时为中国数据广播标准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和丈夫赴美去看望小舅舅和小舅妈。当时他们两人均供职于美国亿世公司，子女也都在美国定居。我本以为小舅舅将在美国安居乐业不会再回中国。没想到进入21世纪以后，小舅舅以古稀之年带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大量经验和新的想法回到国内，正在积极筹备着设计与制造中国自己的电视芯片。又开始了新的创业旅程。我问小舅舅为什么出国这么久又选择了回国之路。小舅舅说，第一，他喜欢创新，不喜欢守旧而平静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创业者的新天地;第二，他觉得还是在中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小舅舅明年就要过七十大寿了，但是他还是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别好，尤其是在技术方面，他的创造活力比年轻人都强。我们这些晚辈特别喜欢和他来往，他说起话来不仅充满智慧而且还带着聪明人所特有的幽默。小舅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发挥的“余热”比当年发挥的“正热”可要热得多呵。
写了舅舅，不应忘掉舅妈们。我的三个舅妈都极有特色。大舅妈非常漂亮，当年是苏州城的美人。我大舅舅常常引以为荣。现在家中来了生客，大舅舅会拿出大舅妈年轻时的照片给客人看。有时大舅妈不愿意拿，大舅舅还催促她快去拿来。大舅妈也是持家能手，做得一手好菜，我每次回国都要去蹭上几顿饭。大舅妈对大舅舅的生活起居一应照顾周全，现在更成了大舅舅的工作秘书，从订机票到安排日程表、办理出国手续都是大舅妈代劳。二舅妈也不是等闲之辈，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下来，有时间还去二舅舅的实验室，拿一把小锉刀，帮他们挫盲人电字机的机壳的毛刺(加工工艺太差，每次要再加工)。小舅妈则是才女一个，文理双通，还精通英文、俄文和法文。她虽然在清华大学学的是电子，但对文学很精通。小时候我受她启蒙，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给我们讲王尔德、狄更斯、普希金、儒勒凡尔纳……在当时文化禁忌，知识贫瘠的年代，似给我们饥渴的心灵中浇灌了甘露。我后来到法国留学，第一件事就去买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一叹生不逢时，再叹时乖运蹇，我曾经为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失去上学的机会哀叹过。但比较起来，我们上一代人的命运更为坎坷。今天我突然明白，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改变不了人内心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时代变了，环境好了，可是照样有许多人不珍惜生命，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更有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大大小小贪婪之辈，将有限的生命交付给魔鬼。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那部《失明症漫记》的前言中这样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盲人，只有因盲目而失明的人。”学会在黑暗中睁亮眼睛，也要学会在光明中睁开眼睛。
写我舅舅们的同时，我也对自己的生命之路常常反思。我和表弟妹们均选择了出国求学的路，漂洋过海一呆就是几十年。在衣食无忧，安逸舒适的生活中常常会感到缺了些什么，这种缺憾随着年龄的增加更为强烈。我舅舅他们这一辈人对多蹇命运不甘心，不服输;对金钱不热衷，不贪婪;对闲适生活不追求不向往。他们在创造中找到了自我，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